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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之所安,就是祖国

 
 
 

日志

 
 

同是天涯沦落人,相逢何必曾相识 (二)  

2011-08-24 18:36:18|  分类: 我走过的路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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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   文化大革命

   在离家独立生活的日子里,我们这群“小天涯沦落人”更是相依为命,互爱互助,共同成长。虽然有时也会小打小闹,但这不影响我们之间的友谊
    65年九月刚开学不久,有一天下课回到宿舍,见到两位小华侨,还是姐妹俩,大家都很高兴,(当时已经很少有华侨回国了。)围着她们问长问短,这时赵老师(专管华侨的老师)带着一位身材魁梧的男同志走过来向我们介绍说:“这位是符大进同志。”我们一听都瞪大眼睛,站在眼前原来就是大名鼎鼎的游泳健将符大进,这个名字我们早已如雷贯耳,今天见到真人,都挺激动的,也忘了他是干嘛来了。赵老师接着说:“这两位是符大进的妹妹,大的叫玉花,今年16岁,小的叫玉莲,14岁,她们以后就和你们一起生活,学习,她们年纪小,你们要好好照顾她们。”我们异口同声地答道:“没问题!”当时我们都已经从心里喜欢这两个小伙伴。玉花,玉莲姐妹俩和我同一个宿舍,玉花性格外向,活泼,比较爱说话。玉莲则相反,内向,沉默寡言,但很有主见。
    自从两姐妹来后,我们的生活也有些变化,她俩的哥哥符大进所在的体育馆离我们学校很近,因此常有体育竞赛的入场卷赠送,我们沾她俩的光,免费观看了不少在体馆进行的比赛项目如:游泳,篮球,乒乓球,冰球等等,见到在当时大名鼎鼎的运动员,庄则栋,李富荣,容国团,徐寅生等,在当时来说,见到这些名运动员,就像现在影迷见到大明星一样兴奋。可能是有现在‘追星族’的心理,由于对她们哥哥的崇拜,我们很自然的对她们姐妹俩很友好。
    她们回来得不是时候,才几个月,文化大革命就爆发了,66年文革的爆发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大震撼,对她们来说更是难以接受。
    运动开始我们很不理解,看到打老师,打校长,我们很反感,对老师们很同情,可又无能为力只有远远的躲开,不敢正视。对这场运动我从一开始就有抗拒心理,可又不敢表露出来,还得隋大溜,所以在运动中,我由始至终都是逍遥派。在文革中有一件事让我难忘,我们班随学校到北京郊区劳动,到了农村红卫兵也不忘阶级斗争,有一天,他们把村里的“地主婆”也拉来斗,她就跪在离我半米远的地方,一个红卫兵(我们班的)把她低着的头往地上踩,脚就踩在她头上,带头喊着口号,这时我的心在颤抖,虽然我也跟着喊,但却在想:“如果眼前这位是我祖母,我怎么办?”这个场景在我心中纠结了很长时间,久久不能忘记。那个时代真不知‘人的权利’为何物,人的尊严被破坏殆尽,被踩在地下。一直到十几年后,我还老作着同样的梦:当我早晨醒来时,往楼下一看,满街都是红卫兵,然后就吓醒了。一直到了来法国定居后,这个梦境才消失。直到今天写这个话题,我的心跳还在加速。
    当时“血统论”到处横行,“老子英雄儿好汉,老子反动儿混蛋。”的歌声和口号声震天响,把我们压得抬不起头,当有关于这方面的辩论会时,我都是躲得远远的,生怕别人注意到我的存在。形势的突变让我们无所适从,世界好像一夜之间全变了,以前的宣传是:出身是不能选择的,但道路可以选择,我们是有成分论,但不唯成分论,重在表现。文革一来,一切都变了。文革的巨浪、狂潮无情的把我们打得晕头转向。红卫兵把大字报贴到我们宿舍的楼梯口,骂我们是“狗崽子",有的同学吓哭了,不敢下楼。我没哭,只是情绪降到了最低点, 既不能也不想参加运动,我选择了逃避,躲到北京大学(姐姐的学校)不回学校。北大虽然地处文化大革命漩涡中心,但对于我,却是安全的。弟弟的遭遇比我惨,他们学校(北大附中)的红卫兵给他剃了个光头,还好没打他,因为那几个红卫兵头头文革前和他是很要好的朋友,经常在一起天南海北的瞎侃,所以对他手下留情。他借串联的机会躲到广东老家,远离当时的革命旋涡。姐姐和我吓得到处找他,不久收到他的来信,才知道他是安全的。我也不能长期躲在北大,有时也要回学校,去面对那混乱的场面。
   在‘八一八’以后,形势更乱了,红卫兵到处打人,不但打本校的,还经常把社会上的人抓回来打,说是流氓,也不知是真是假。离我们宿舍楼最近的,前老师办公的教学楼,改成红卫兵的刑讯楼(老师全部靠边站,成了批斗对象),每当夜深人静楼里都传出皮带抽打,大声吆喝和被打的人的惨叫声,听得我们浑身起鸡皮疙瘩,吓得睡不着觉,大热的天,在没有空调,没有电风扇的情况下,要紧闭门窗两人挤在一张单人床才敢睡。我们在北京没家,无处可去,只有这么相依相偎才能睡得着。有一天晚上,听到外面有人大声嚷嚷:“死人啦!”把我们吓得浑身发抖,几个胆大的跑去看,回来说死者是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,是外面抓回来的,禁不起折磨和毒打上吊死的,很恐怖,死后眼睛还睁得大大的,死不瞑目。吓得我们一夜不曾合眼。这种恐怖的感觉一直留在我们心中,几十年后,大家聚会时谈起,还是心有余悸。
    老师都靠边站,宿舍没人管,厕所经常堵,屎水,尿水流得满地都是,居住环境极差,我们一帮女孩子又没有办法修理,只能捡些砖头垫在地上,踩着砖头上厕所。在这样的情况下,大家都想离开学校这个是非之地。
   虽说北京没家,我们还是有地方去的。有的同学有哥哥,姐姐,表哥,表姐等等,只要有地方去,我们都去投奔,这时的宿舍楼如同虚设,只剩寥寥无几的,无处可去的几个人。盗贼乘虚而入,盗了我们的保管室,当我们得到消息,回来一看都气昏了,这帮混蛋(在这里忍不住要骂人了)偷东西也罢了,居然往我们装相片的盒子里尿尿,把我们珍贵的照片泡尿了。我们都远离家庭,这些照片对我们来说是何等的珍贵,在想家和朋友时,可以拿出来看看,以解我们的乡愁。在文革破‘四旧’时,我们已被迫毁了一批,剩下这些都是我临回国时,老师和同学送的照片和一本精美的小纪念册,里面写满了老师和同学们对我的期望,鼓励和临别赠言:努力向上,展翅高飞。学有所成,报效祖国等等....。这下全完了,都泡尿了。那次好多同学都哭了,我也哭得好伤心。把我们这些日子所受的气都尽情地发泄出来。在海外我们老唱:“海外的孤儿有了娘”,真回到祖国怀抱了,倒成了无人管受尽欺凌的“孤儿”了。事后,是符大进带着他的运动员朋友们帮我们把大箱,小箱搬到安全的地方。
    这时全国大串连已如火如荼的展开了,学校也住进了好多外地来北京串连的学生,北京的学生也成群结队的走了。刚好我们班有几个女同学找我,想结伴一起出去串连,我巴不得快点离开,出去散散心离开这伤心之地,就答应了。玉莲听说我要走,也要跟着,这些日子的患难与共,我们已建立了很深厚的友情,我也想带她走,一路上也有个伴,就和同学商量,大家都同意带玉莲一起去(她才读初一,年纪小,不能单独出外串连)。当时让学生免费串连的目的,是要把北京的革命火种带到全国各地去,让各地的学生来北京,是要他们学习红卫兵的造反精神。
    而我和玉莲串连的目的很简单,就是出去避难的。      (待续)

 

这是我仅存的一张旧照:离开金边前夕和同学合影 。(我们都是穿着校服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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